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刘少奇是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缔造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建国前夕和初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的制定。建国后，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一直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为在国际上树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形象，为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少奇的党的对外工作生涯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在1930年3月，他就由党中央派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建国问题迫在眉睫。中共中央亟需同苏共领导人商谈建立中苏两党两国新型关系问题，特别是争取在新中国成立时，苏联能立即予以外交承认并提供援助，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于1949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双方在国家关系和经济援助方面达成合作协议，在两党关系上也达成了重要谅解，为毛泽东同志尔后访苏奠定了良好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率先同我国建交，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同我建立了外交关系，打破了帝国主义孤立新中国的图谋。这同刘少奇访问苏联的外交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进入6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矛盾逐步尖锐。在同中共关系问题上，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强加于人。刘少奇为维护中苏两党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共力图干涉、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斗争。1960年11月，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刘少奇在81国党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就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运等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希望求同存异，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对苏共在81国党会议上粗暴攻击中共给予了坚决回击，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3年5月和9月刘少奇率领党政代表团分别出访了越南和朝鲜两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他同胡志明、金日成就国际共运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这两次出访对维护共运内部团结，消除误解，打破苏共对我孤立起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简要回顾中，我们看到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留下了深深印记。刘少奇作为我党对外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
刘少奇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中，一贯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善于对政党外交实践进行理论思考。他对党际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建树。他提出的党际关系思想是建国后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实际工作，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外工作的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刘少奇提出，一个党对另一党提意见，只能供参考。他说，各国党互派代表团会谈、交换意见是比较好的，但一个党对另个党提意见只能供参考，不能强加于人，不能要人家一定按照自己的办。一个党工作好坏，必须由它自己在国内取得经验。要允许各国党犯错误，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是避免不了的，不犯错误就没有经验。刘少奇这一思想在五、六十年代党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刘少奇强调，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团体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要跟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转。他说，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给兄弟党造成一些顺利条件，也可能造成一些困难条件，不要根据它的政策去制定自己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作为另一个党的政策。实践证明，“跟着转”、“一个模式”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是灾难性结果。
（三）刘少奇指出，各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防止“左”和右的倾向。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走的形式和方法可以不同，各国一样是不可能的。不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是教条主义和机械地搬用苏联和外国的经验，只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不联系各国实际情况是“左”的倾向。另一种倾向是，主张只要考虑各国实际情况，不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不要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共产主义，不要社会主义，只要走自己的道路，右倾就引向对马列主义的抛弃。刘少奇在50年代就提出要注意防止“左”、右两种倾向，是难能可贵的。
（四）刘少奇指出，各国共产党要独立思考，独立负责地解决本国的问题。这一条中国共产党深有体会。共产国际存在时，一个远离各国的外国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更何况，各国党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对这个中心发出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造成不管对错都要执行的结果。在我们党内一度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他告诫来访的党宾，各国兄弟党应该独立负责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各种问题。当然，各国党决定自己的问题，难免不犯错误。如果决定有错，那也可以从错误中得到教训。
（五）刘少奇指出，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60年代初期，苏联将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作出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等决定。刘少奇冷静考虑两党交恶如何不使国家关系受到影响，不使新中国蒙受大的损失。他说，“兄弟党之间思想分歧应讨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慢慢讨论，还可以保留起来，等历史作结论，不要发展到影响国家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贯穿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的核心，是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理论观点之所以经得住实验检验和时间考验，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摇摆，惟真理是从。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新思想、新观念。
我们研究刘少奇的思想和实践，不仅要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及其作用和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
（一）他善于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刘少奇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党际交往中的问题，并通过深思熟虑把对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作出富有创建的理论概括。如对1956年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他不是就事论事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从个别中看出一般，总结出一些可以用来指导处理许多类似问题的认识。他对赫鲁晓夫说：“要善于从一个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纠正其它方面类似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找到恰当的办法。”
（二）他善于提出独到的见解。刘少奇同志善于独立思考，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一些系统而又独到的见解。如1962年他会见党宾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不是简单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要把分歧完全解决，不是短时间就能办得到。所有的党都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倒不见得。我有较悲观的估计，世界上可能出现新的社会民主党。新的社会民主党实质上和旧的社会民主党相同。
（三）他善于深刻地反思。刘少奇的思想和实践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们学习他那些闪光的思想和成功的实践，也要了解他在探索党际关系过程中经历过哪些曲折和失误，是如何对待错误和失误的，从中可以获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南共联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长期被视为异端，成为各党争论的对象。二次大战后，南共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斯大林以南共背叛马列主义为由，将其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刘少奇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亲自搞调查研究。他在一封来信上批示：“为了研究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们对南斯拉夫的经验应该加以不带成见的研究。”刘少奇的这种态度，表明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极探索，这种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四）他坚持理论和实践同时并重。刘少奇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对刘少奇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刘少奇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理论与实践分离，在于“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应“坚持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他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在我们重温刘少奇的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后深深感到，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政党外交的思想与实践，是我们汲取力量与智慧的宝库。认真地总结并继承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将使我们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更好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开拓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我们谨藉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机，回顾刘少奇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与实践，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作为对刘少奇同志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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